隨著默劇大師馬歇·馬叟(Marcel Marceau)的去世，在二十世紀中葉曾經輝煌的法國文化也逐漸邁向了新的紀元。法國自由報(Libération)在11月29日特別做了一篇專題報導，內容引述歐洲版的時代雜誌(Time Magazine)在12月份首期的周刊以封面和專題引述”法國文化之死”(The Death of French Culture)一文。但所謂的法國文化到底泛指了什麼呢?
<Marcel Marceau>
文章特別指出，法國影業在新浪潮後就沒有大師之作，法國文壇在新小說後就沒有大量的文學鉅作，法國人閱讀的小說有30%都翻譯自英文，但每年我們甚至找不到12本法文小說引進美國市場。並將法國文化慘狀的原因歸咎到政府大量的補助與經援，導致文化發展並無達到市場的需求。
老美斷然的指控當然引起法國公雞的不服氣，但也不失為一種警示。隨著世界貿易市場的開放，我們不能否認都被一部分的美國文化餵養長大，對自己本土的文化產生質疑。但由一個外國人來評斷自己本國文化的時候，我們不禁也採取一種為自己辯護的立場。當然，文章作者Donald Morrison並不只是以挑釁的立場對法國嗆聲，他也說明:”在法國，文化發展處於很好的狀態:每個城鎮有自己的藝術節，法國的文化舞台是很嚴謹的。”但他也指出:”從前，琵雅芙(Piaf)或是楚浮(Truffaut)都成功地吸引了外國人的目光，因為外國人都喜愛一種<濃郁的法國氛圍>。但今日，世事以不同:尤其是英美語系國家較重視自己本國的文化。”…”法國文化產業變成了一種多元種族的藝術市集，音樂和文學筆鋒都來自郊區，像世界上眾多非白人種族的角落。”
<Edith Piaf>
這現象不單純是法國境內發生的現狀。當我們奉西方文明為圭臬的時候，所有本土、郊區、非白人的文化現象都成了<次文化>；它與主流文化對抗、融合，再晉身到另一種層次。文章以一種經濟學的角度去批判法國文化的市場性，但不能評判一個文化的價值；所有的經典都必須有時間的醞釀與考驗。但當我們以經濟學的角度去評論文化行銷的時候，又產生了矛盾。藝術家需要生存，生存最大的準則就是成為經典，自然而然我們都在經典的迷思裡，而不是創作的本質。尤其是現代，這成為了藝術家的當務之急:我們需要觀眾，需要被看見，因為每一種創作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與價值。當<藝術民主化>成為市場的條件，評斷也就沒有標準，每一項創作都是一種可能性；你只能說個人不欣賞，但不能說它沒有價值。批判，自然而然成為了觀者必要的武器；但往往我們的<批判>與<評論>都領先了我們的<觀察>與<體會>。這當然與現代人的時間觀緊密地連結，在我們尚未感受飢餓時，就趕緊大快朵頤、狼吞虎嚥一番，而忘記了<消化>與<吸收>。
<François Truffaut>
而法國政府補助文化產業確實振興了多元的消費市場，你可以看到各國藝術家的劇場、展覽、電影…等。對法國人來說，這可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事，因為他們即使帶有偏見去欣賞藝術家的作品，都抱持著尊重的態度。但政府的補助，某方面卻隔絕了藝術與市場之間的交流:藝術家可以大肆地發表他前衛的理念，觀眾的賞析變成了推崇藝術的口號，卻失去了公正的評論。舉個例來說，我想進劇院的觀眾並不都是真正喜歡多元的劇場藝術，他們可能更重視戲劇文本的價值勝過舞台的呈現，他們喜歡法蘭西戲劇院演員學院風的唸詞勝過德國演員冷冽的表演…可是他們會進劇院，他們也有選擇的可能；但主要的原因是劇場一直都是一種附庸風雅的文藝表現，但與個人生活是毫無關聯的。
<Jean-Luc Godard>
當欣賞楚浮的電影只是因為楚浮這個名詞，當我推崇馬歇·馬叟，只因為他被譽為一代大師，當法國文化被只被強調為地域性，或是一種進口或輸入的發展性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我們要有文化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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